董振国老师

王延辉

母校淄博一中近日寄来《校友风采》一册，信手翻阅，不期然发觉董振国老师竟也霜染两鬓，心里禁不住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所谓伤感也许本不该由学生先来表述，但如同子女蓦然瞥见父母第一根白发时的心痛一般，此刻我的感受自然也是无法遏制的。离开学校的最初几年，每次回家探亲总要约了同学去看望董老师，每次都看不出董老师有什么变化。后来人大了，腿懒了，次数渐渐地稀疏了些，但偶致问候，仍觉得董老师神采依旧。于是心里边就存了个念头，似乎董老师天生就该永远那么乌发童颜，青春永驻。现在想来已近10年不见董老师了，10年间，岁月的沧桑是在哪一刻悄悄爬上他的两鬓的呢？我深知造物的奥秘、生命的讯号绝非我等可以破译的，由此可以洞知的仅仅是：我的真正堪称师长的一辈人终究也开始走向了暮年。

不是么？不是连我这个当年慑服于董老师的学童，也已经跨入了中年人的行列，恰如董老师彼时的年龄……

我是1971年入学的，在初27级二班就读。闲时忆起当年最终跨入淄博一中的情节，常常感慨生命的链条是多么奇异地环环相扣着。在博山大街小学毕业后，按区段划分我本该到另一所中学去，知道这个消息时，心情的绝望和茫然至今还依稀记得。不是说那所中学就地狱般的可怕，而是从小对淄博一中的崇敬和向往太强烈了。后来临近开学时，突然出现了转机，说是淄博一中宣传队打算接收博山区红小兵宣传队的部分成员，以壮大原有的规模。就这样，真就做梦一般地走进了淄博一中的校园。听说为此淄博一中还不得不接受了那所中学的条件：再附加八个学生。重述这则传闻不是为了炫耀我本人，而是想强调淄博一中的声望确乎由来已久，即便是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也难以贬损其灼灼光彩。

淄博一中宣传队当年也是风头正健，有一支相当出色的乐队，也有不少资质优秀的歌手和舞者，尤其是来自驻军军部家属院的几位少女，一律的军干子女派头和唬人又动人的普通话或青岛话，更把这支小小的队伍装点得神秘而又眩目。董振国老师便负责这支队伍的管理、排练、演出等诸多事务，用现如今的流行语说，是我们的“头儿”。

这支队伍可不好带。我们那时大多处于情窦初开、张张扬扬的年龄，少男少女集拢到一起，除了唱就是跳，少不了还有些拉拉手的动作，我们可以心中坦荡得很，可董老师的负担一定不会轻了。他既要带领我们完成宣传任务，又要严防出别的什么事——比如“早恋”什么的；既要发挥每个人的艺术天分使其出类拔萃，又不能让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和学生感觉这是一拨天之骄子，心理上不舒服。这是个相当不好把握的尺度，但我认为董老师在这方面恰恰是个天才。

董老师面庞白皙，额头硕大，眼睛圆圆的眼镜也是圆圆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字斟句酌，普通话似乎一般情况，但发声非常清楚和响亮，笑起来尤其具有共鸣效果，发的是脑后音。就这样一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形象，在我们的心目中却有着巨大的震慑力。我们怕董老师皱眉头，只要见他皱眉头，就明白一定是我们中间有谁闯祸了，便先自噤了声响，尽量避免让他发更大的火。记得有一次演出《智取威虎山》“定计”一场，是在当时最盛行的“军训拉练”途中，扮演申得华的蒋青松（现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任职）、扮演少剑波的肖冬（现任山东省歌舞团团长）和扮演杨子荣的我，不知怎么的突然在对白中说走了调，而且不等台下察觉，我们自己先就在台上笑了起来。我们一边笑，其实心里早已犯了嘀咕，明白麻烦大了。果然，先于我和肖冬下场的蒋青松，刚怯生生地挨近正在给演员化妆的董老师，便给一脚踹到了旁边。整个演出结束后，当晚就开了思想生活会，先由我们三个做检讨，然后是大家伙儿批评，再然后是我们要拿出有深刻认识的书面检查来。记得我们分别都写了二、三份才算过了关。

我们都对董振国老师充满了感情，无论他对我们多么地严格和“无情”，我们从没在心里真正地恨过他。尤其是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以后，才更加体会到董老师当时为我们所营造的那个小小的世界，是多么地温馨和纯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它，我们得以愉快而安全地度过了敏感多彩的青春期。

董老师还是我们年级的语文教员。这也就是我虽然在校时间不长，对别的老师很少印象，却唯独难以忘怀董老师的又一个原因。

我好象天生文科好一些，在课堂上作文或在宣传队背台词，都颇得董老师的称许。有一次我亲耳听他对宣传队里的几个高中生说，把王延辉现在放到你们班上去，也不会差了。还有一次，我因为前一天晚上演出，睡觉睡得少，董老师来上课的时候，我忍不住老是打盹儿。我不时地惊醒过来，然后再不自觉地睡过去。就在这期间，我突然听到董老师公然在课堂上宣布：“以后在我的课堂上，王延辉可以睡觉。”我想再一次强调，说这一类的话题绝不是在炫耀我本人如何如何，而是为了证明董老师是一个多么严格、又多么善于体谅理解学生，多么具有原则性、同时又多么具有灵活性的师长。

这可能只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但恰恰就是这类事件堆积着树起了董老师具有独特意义的形象。有一件事情令我很长时间都感到奇怪，尽管董老师对我的文科能力早有洞悉，但当我后来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的时候，他却从没过份赞扬过我，也从没说过“我早就看出你是这么一块材料”一类的话。四十年校庆的时候，学校让我给在校生搞了个文学讲座，只是在这之后，他才对我说了一句“同学们反映不错”，算是第一次当面表扬我。然而我却又从不同的渠道，得知董老师在许多学生面前对我多有夸奖。我于是终于明白了：董老师对我施行的仍旧是他的一贯做法——天才地把握尺度。我也同时意识到，这正是让我保持清醒、不骄不躁的最好的针剂。

离开淄博一中整整27年了。平心而论，我在淄博一中就学时间不算太长，初中只上满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就来了济南。但是，就感情而言，淄博一中在我心目中的比重却是非同小可并且日呈上升趋势的。还是那句话，那毕竟是我们生命中最特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迈向成年人世界的第一级台阶。写到这里，我忍不住放下笔，再次打开《校友风采》，再次感慨万端地注视着董振国老师的双鬓。我们最终都会走向暮年的，可并非人人都会嬴得爱戴和感激。董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这张合影排在这册书的最后一页，而在前边诸多学有所成建树卓著的校友中，有多少正是出自于他们的教诲之下呀。

或许，此时此刻，也正有着无数昔日的学子，同我一样怀着深深的感激凝视着这张照片吧？

注：此文摘自田岚校友主编的散文丛书《师恩难忘》，作者王延辉系我校初27级校友。中国作协会员，被评为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