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一中作为一所有着87年历史的老校，在新世纪仍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这不仅在于学校历代领导老师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而且也在于历届校友对于创业者们忠诚于教育、献身教育的崇敬和对学校历史的传承。
　　以下刊发校友王济世、刘聿鑫的三篇文章，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受得到淄博一中的老一代教育者那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爱至德和校友们对于学校历史文化的拳拳之情。

热心桑梓教育的贾慕谊

王 济 世

　　贾慕谊，是民国时期博山著名乡贤，抗战胜利后，曾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是省议会在野派参议员的首领。在博山近代史上，他又是一位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先驱。
　　贾慕谊（1889-1947），原名聿策，字慕谊，抗战胜利后，又改字慕夷，博山叠道街大核桃园人。1914年12月，山东省优级师范毕业。早年曾任博山第一高等小学校长。先生为燕山中学（应为“颜山中学”。下同。——编者注）倡办人之一，曾任驻校董事。他是中国国民党博山县党部早期领导人，“七•七”事变前，先后任镇江烟酒税务局局长、南京国货陈列馆馆长、甘肃省礼县县长等职；抗战期间，被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任命为第二救济区特派员；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是在野派参议员首领。1947年暑假，在与老友、时任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的牟中珩交谈时，因对反动当局诱骗家乡青年学子参军，充当反动派炮灰自己也受蛊惑，深感内疚，气恼郁结，突患脑溢血去世，年仅58岁。纵观其一生，虽然从政时多，但从先生早年执教，到其临终前仍关心支持洗凡中学办学，终生热爱乡梓教育事业，且尽心竭力给予关心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废科举，兴新学”为大势所趋。1912年，贾慕谊同乡贤、老同盟会会员蒋洗凡、徐兰生、张季元等人联合上书，吁请县署，开设单级教员养成所，培养师资，以适应兴办小学堂之需要。这是博山教育史上最早的师范学校，每届修业半年，连续招生4届，毕业145人，缓解了全县城乡兴学师资缺乏的燃眉之急。
　　1924年，贾慕谊又同清末进士、商会会长张焕宸、前县劝学所长王凤澡及韩荫长、梁祖基、赵仲如等人倡议，在原玻璃公司即柳杭村孝河东岸旧址，创办博山私立燕山中学，以解决博山青年求学困难。此事得到了博山炭业界的大力赞助。成立的董事会由张焕宸为董事长，热心教育的贾慕谊被公推为驻校董事。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靠博山煤炭输出的车皮捐：每车厢煤抽0.3至0.5元（银元）。由炭业公会扣集，交燕山中学备用。学校成立后，呈准教育部备案，当年先后招三个初中班，到1936年五月发展到初中五个班，期间曾添招1个乡村师范班、一个高中班。为博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青年才俊，涌现出像中共博山地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蒋方宇、张敬焘以及抗战后投笔从戎的原辽宁省副省长王纪元、原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蒋亭、原空七军政委张永亮等，还有海峡两岸诸多专家、学者、作家等等，在祖国各地效力，为故乡增光添彩。
　　1936年初，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乡贤高秉坊、李毓万等人提出，将燕山中学改为洗凡中学，以纪念辛亥革命先驱蒋衍升。此提议不仅得到了在南京的同乡拥护，而且得到许多国民政府要人支持。贾慕谊同高、李等东奔西走，为洗凡中学募集资金，赞助册上签名的首位是蒋中正，后面有孙科、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群、蔡元培等五六十位权贵名人的大名。他们还动员翟季平返博担任洗凡中学校长，决定增设高中部，把初级中学办完全中学。洗凡中学发展到初中6个班，高中两个班，学校面积20余亩。但仅一年半多时间，抗战爆发，学校停办。
　　抗战胜利后，在济南担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的贾慕谊，看到来自博山的范泉中学和简易师范的部分师生流落泉城，无书可读，便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于1946年3月，他出面联系借用济南院后街冀辽同乡会馆作校舍，恢复洗凡中学。贾慕谊以校董兼任校长，李森文、赵薇芝先后任教导主任，李新寰任事务主任。学校只设4个初中班，班级届数，延续了抗战前洗凡中学届数。1948年暑假，该校18级学生毕业。截止济南解放前夕，复校后的洗凡中学共送走了三届初中毕业生。这个时期的洗凡中学，虽然比博山办学条件、环境条件都差，但由于贾慕谊全力支持，凭着他在政治上威望，在社会上募捐，还有炭业界接济，尚能勉强维持。学校把智育放在第一位，学生学习成绩并不次于其他私立中学。18级毕业29人，半数以上考入济南一中、济南师范、济南女子师范等公立学校。贾慕谊去世之后，学校陷入困境，在继任校长徐佛千及教导主任赵蔚芝带领下，不久返博，合并于今日名校淄博一中前身——淄博中学，从此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教育事业中获得了新生。贾慕谊在济张罗并鼎力支持洗凡中学恢复开课，为故乡的教育事业保存了部分师资和教学器材，这是为他早年参与创办的这所鲁中名校所做的最后贡献。
　　贾慕谊热心故乡教育事业，在从政仕途中，也在博山留下了一段佳话。1925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尽美，以孙中山委任的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名义,沿胶济线东行,先后指导成立了青州和淄博国民会议促进会。当时，王尽美来博山开展工作，首先同县商会会长张焕宸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贾慕谊、蒋敦鲁等人商谈，在县商会设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张贴《启事》宣告，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洽谈商讨。在王尽美等人宣传发动的基础上，由张焕宸出面，邀集博山县11个行业公会的董事、会长及文化、教育、医务界知名人士、老同盟会员等40余名代表，在聚乐村饭店集会，王尽美作了演讲。会议宣布淄博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并通过了《宣言》和致孙中山、段祺瑞以及各省法团的通电。从王尽美赴鲁中开展活动至孙中山逝世，短短几个月中，淄川、博山、张店一带各界民众团体几乎全部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他们纷纷以不同形式，拥护孙中山主张，反对段祺瑞提出的善后会议，形成了一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浪潮。2006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鲁中地方史》，高度评价说，这“是鲁中地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精诚合作的一次成功实践”。
　　贾慕谊一生著述不多，但其实实在在为故乡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却留存与地方史志典籍，人们不会忘记他做过的好事。现存于淄博市档案馆的《洗凡中学录》，刊印于60年前的济南，其中载有先生一序言，寥寥数言，仅200余字，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先生关注乡梓“莘莘学子”崇尚“良心救国”的心迹。贾慕谊做官行事，正直坦诚，为政清廉，勤奋敬业，曾受国民政府表彰。对家人及子女要求严格，只供读书，不留遗产。直到他去世，家里并未留下什么像样的东西，小儿汝安由南京返济奔丧，返校路费还是靠变卖了部分祭礼才凑够的。但他生前对上门求助的相亲，总是热情接待，尽量提供帮助，相邻多有口碑。
　　贾慕谊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汝平系金陵中学高级毕业，一生从教，生前为淄博十八中物理教师。次子汝安，金陵大学毕业，南京解放时参加革命工作，云南省科协离休干部。

（根据先生后人回忆及史料整理）

洗凡中学校长徐佛千

王 济 世

　　1948年下半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博山私立洗凡中学的负责人徐佛千、赵蔚芝带领部分教职员工和全部校产并入人民政府领导下的淄博中学，即今日的名校——淄博一中，从而在人民教育事业中获得新生。时任洗凡中学校长的徐佛千先生，是博山知名教育家，在学校面临重大抉择的生死关头，发挥了自己的重要作用。
　　徐重印（1904-1962），字佛千，出生于博山西冶街著名书香门第，其祖父徐丰元、叔祖徐旋元在清末光绪年间先后中举，其父辈徐宝田、徐宝三、徐宝恩等亦都是清末民初博山知名人士。他的父亲徐瑞桢，是徐丰元长子，终生为人做账房先生。由于家庭熏陶和父辈影响，徐佛千幼读私塾，后外出求学，于1921年毕业于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早年曾任博山职业补习学校、怡园小学校长。“七•七”事变前，曾任日照县政府第四科科长。抗战期间，积极参与国民党敌后政权的抗日工作，任山东赈济会干事，参加过县长培训班学习。其间，在返济探亲时，曾遭日伪逮捕入狱，被在济南经商的二兄徐重兴保释出狱。由于奔波于抗日工作，家里老婆孩子无法顾及。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山东省民政厅视察兼洗凡中学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在淄博一中任职员，长期从事发通知、刻钢板、写会标、干点零碎事务工作，守职尽责，默默无闻，十年如一日。晚年患鼻咽癌，于1959年退职，1962年病逝。
　　洗凡中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4年的燕山中学。抗战期间停办。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在济南恢复，直到济南解放。徐佛千是临危受命，担任洗凡中学校长的。1947年暑假，洗凡中学第二任校长贾聿策（字慕夷，又慕谊，博城大核桃园人，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是博山教育先驱、燕山中学倡办人之一，时任山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是在野派参议员首领），因痛恨反动当局诡诈欺骗，气恼郁结，突患脑溢血去世。洗凡中学的政治靠山和经济募捐者倒了，许多麻烦事却接踵而来，校长位子空了三个月，由教导主任赵蔚芝代理，总非长久之计。于是，由蒋洗凡的弟弟蒋敦鲁（谱名衍临，早年在济求学，1926年加入中共，曾任博山支部第一任书记，后脱党）出面保荐佛千为校长，得到校董会的同意，于是徐以省民政厅视察身份兼任了洗凡中学第三任校长。这时洗凡中学已非昔日，危机重重。首当其冲是校舍纠纷。当时洗凡中学在济借用校舍，包括冀辽同乡会和北宁小学两部分。当初借用，同乡会就不同意，碍于贾慕夷面子，勉为其难，贾死后，他们百般刁难，告到法院，收回了两口教室，迫使洗凡中学腾出女生宿舍，将三间满地是水的破屋铺上木板当教室；再是经费无着。开始复校时，学生不收学费，后来每人每学期学费收一袋面粉。贾去世后，改收1.5袋面粉，经费入不敷出。徐便同大家商议过紧日子，教职员工待遇先照顾兼课的，再照顾专职的，先照顾外籍教员，再照顾博山籍教员。到了最后，几个博山籍教职员工仅能吃上饭；另外，学生大量减员。洗凡中学设在济南，但生源来自博山。学生人数由开始的230余人，减到160余人。新招的初中班，济南当地学生多，博山籍的少。原因有三：嫌离家远，学费增多，国民党军队诱骗入伍。面对上述状况，洗凡中学很难在济继续办下去。这时，政治靠山贾慕谊去世，梁绪恩虽在济南，但无法解困经济，唯一出路，是把洗凡中学迁回博山。但由于当时许多人脑子里“正统”观念严重，对解放战争局势等待观望“局面安定”，因而何去何从，摇摆不定，徘徊不前。但1948年九月，我华东野战军一举解放省会济南，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强大威力，鼓舞了山东广大军民。同时，解放军的炮火也震醒了洗凡中学的有识之士。校董会和校负责人决定，由徐佛千和早年就与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有过来往的博山籍教师王克常负责回博山找人民政府教育部门联系。当时博山已经解放，看到解放区人民安居乐业，百废俱兴，人民政府深得人心，徐、王深受教育。党领导的淄博中学派张凌云同志与徐佛千一块返回洗凡中学，为教职工支付了三个月欠薪。于是，洗凡中学负责人自愿请求并入淄博中学。于1948年底把全部校产运回博山，交给淄博中学使用。原洗凡中学徐佛千、赵蔚芝、李新寰、王克常、赵学周等8名教职员工，先后进入了淄博中学工作，成为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教师队伍一员。博山私立洗凡中学，也圆满地完成了她的光荣历史使命。
　　徐先生等人进入淄博中学后，按各人业务专长安排了工作。徐佛千被安排在教导处做一般教务工作。赵蔚芝、王克常等人又回到了教学岗位。赵后来从淄博一中调淄博师专，成为教授、我市研究赵执信、蒲松龄的知名大学问家，曾任淄博市政协5——6届副主席；王克常先后在淄博一中、淄博十三中、淄博三中任教，为博山区政协1——6届委员，淄博市政协三届委员。当年洗凡中学带过来的那辆胶轮马车，一直在为学生食堂买菜运粮，直到1959年大炼钢铁时还去八陡等地运焦炭、矿石，至今为众多老校友所记得。
　　徐佛千为人宽厚，在从教生涯中，经常帮助接济家境困难学生，当有的青年学生由于追求进步活动遭到反动当局拘捕后，他千方百计联络社会名流士绅保释他们。在他晚年，同淄博一中艺体美术教师、山东省首届文代会代表林笃泉先生，工作之余，在柳杭村水河方家园饲养了几箱蜜蜂，潜心研究摸索养护技术，观察这些小生灵的生活习性，并同在此种菜的王育臣先生切磋饲养奶羊和种植引进无花果、菊花、番茄等花卉蔬菜新品种技术等。先生学识广博，书法也颇有功力，尤其小楷，端庄清秀，苍劲饱满，可惜作品存世不多。由于当时环境及他本人一生严谨，著述甚少。值得欣慰的是，近日淄博一中在筹备85周年庆典过程中，于市档案馆查阅到一份60年前《洗凡中学十八级同学录》，弥足珍贵。内有徐先生撰写的序文，文章虽短，但思想深邃，语言精辟，可谓社会改革浪潮中毕业学子的感悟箴言，同时也可从中一窥先生的理念信仰与文笔风采。
　　《洗凡中学十八级同学录》序：
      前校长贾公去世后之三月，余以诸学董不释之故，获长斯校。视事凡八月，而逢十八级同学毕业之典。时逝如川，昼夜兼程；诸同学从我既暂，再晤且难，分手之际，可无一言？今既以齿录之序属余，爰将所欲言者书以为序。临别之赠，愿各勉焉。
　　书云：满招损，谦受益。满者，自限之谓也。吾同学毕业之后，或升学，或就业，当思学无止境，德无止境。尤勿画地自限，故步自封。旷观今日之学术，浩如渊海；反视古人之修德，日新又新。圣如孔仲尼者，且思五十学易，庶可免过；贤如蘧伯玉者，尚当半百之年，而省四十九年之非。圣贤以天纵之资，犹且好学如此，敦品如此；矧平庸如吾侪者哉？此吾所以持戒自满为诸同学告者一也。
　　孟子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馁者，自怯之谓也。吾同学毕业于家乡变革之际，战云紧张之时，以言上进，则极目荆棘；以言服务，则头神无门。升学转为辍学，毕业顿成失业。然人生处世，意志决定一切，精神振奋，竭力以赴，则前途荆棘，正赖吾等斩除；谋生之门，正赖吾等开辟。又何忧上进无路，服务无由也哉？此吾所以持戒自馁为诸同学告者二也。
　　古人有献芹献曝之说，事虽可笑，意出于诚。诸同学其以斯言为芹，而一尝其味；其以斯言为日，而一受其曝。可乎？
                                               

（根据先生后人口述及有关史料整理） 

辅仁学子王克常

刘聿鑫

　　王克常（1912-1998），字恒如，曾用名佩韦。博山县安上庄人，后移居博山城区赵家后门太尉庙后十九号。
　　王克常先生幼年在安上庄读私塾，1923年前后入博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先考院小学）学习，与张敬焘、周亮西同为该校第十九级同学。小学毕业后，于1925年考入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毕业后，升入本校高中部学习。1930年，颜山中学高中部停办，失学在家。1931年春赴北平“今是中学”读高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在北平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和去司令行营的请愿活动，面对真枪实弹、监视学生的军警无所畏惧，一直坚持到天黑方才撤回校园。克常先生一向爱好文史，喜读书，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作。后又爱好政治经济类的书刊，凡是出版的新书刊，如《北斗杂志》、《世界知识》、《生活周刊》（邹韬奋先生主编以宣传抗日救亡，反对不抵抗主义为宗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当时书店不敢公开卖的所谓“禁书”像是《马克思传》、《费尔巴哈》、《家族私有财产》、《法国大革命》、《国家的起源》等名著，尽量设法买到自读，还主动传借于好友阅读，并常去中国大学旁听施存统教授、李达教授讲“资本论大纲”“政治经济学”等。1931年至1936年是克常先生渴求知识、苦读狂读各类书刊、思想大发展时期，为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克常先生1935年在原校复读一年，1936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1936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参加“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辅仁大学中队。常在节假日避开当局军警的堵截阻拦，去北平城郊用文艺形式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寒暑假期回到家乡，常与他颜山中学的同窗好友，时任博山小辛庄小学教师的张敬焘先生交流，有时替他上课，充任编外“助教”。
　　1936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更广泛的团结各阶层爱国青年，坚持和发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9月，克常先生在辅仁大学参加了“民先”通过书信联系，介绍张敬焘、蒋方宇加入“民先”组织，直接受“民先”总部领导。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回到家乡，曾与张敬焘、蒋方宇、乔惠民等几个人以“民先”组织的名义在博山城区组织过抗日救亡宣传、战场救护、游击战法知识宣传等活动，主动联系国民党各派系及博山县政府以下机关和工商界促成“博山抗敌后援会”。1937年12月7号，日军进入博山，家人为躲避战乱，重回安上庄老家。王克常先生与同乡、同窗好友周亮西先生，自带“二八匣子”枪参加了李式如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统战性质）任指导员，周任参谋，在博山地区周围进行游击一余年。1938年立夏前后，曾配合兄弟部队进攻过博山县城，当日在日本鬼子密集子弹呼啸中撤退。1939年底（旧历），队伍被敌人打散。1940年春初，经朋友帮助到陕西西安，后进入陕西省城固县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1944年将要毕业时险遭当局迫害，被定为西北联大“七个危险分子”之一，其中六人被捕，先生幸免于难，遂逃往四川灌县，进入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教学谋生。这期间由于克常先生经常阅读《新华日报》、《挺进报》，教学中宣传进步思想，并曾帮助学员脱掉国民党的军服，换上便衣，投奔了解放区等缘故，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夏季，一天下午，外出归来正排队买饭时，被一人拉到一旁，轻轻的问：“你是王克常吗？”他回答：“是。”那人说：“上午特务搜捕你未着，你已经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你必须立即离开四川！在后门有一辆车等你。”克常先生迅疾直奔后门，只身一人乘车逃离灌县空军幼年学校。在回家的路上，先后在成都、德阳，靠教书赚点路费。于1947年初冬经西安回到了阔别8年的家乡博山。克常先生在川陕期间，先后结识扬晦、蔡仪、陈翔鹤诸教授，受益匪浅。1948年春应聘去济南洗凡中学担任国文教师。1948年洗凡中学与淄博一中合并，克常先生于1949年起任淄博一中老师。1963年8月曾任第三届淄博市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教育组副组长。随后被调往远离城区的淄博十三中（在博山区石马）工作一年余。1964年调至淄博十二中（石炭坞），“文革”中遭到抄家、批斗。后又调任乐疃公社中学任教。一位年近花甲之人，只身在远离城区的乡镇中学住校任教，不顾酷暑寒冬、路远不便，数年如一日辛勤工作。1975年，先生从乐疃中学离休，时年63岁。粉碎“四人帮”后，克常先生任博山区政协委员，这期间应邀为区政协、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撰写回忆录、文史文章多篇。曾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兼北大副教务长扬晦教授逝世后，北京大学治丧委员会发来讣告，悲痛之中撰写《悼念扬晦教授》及给其夫人《玉栋先生》的信（1983年）。先后又撰写了《博山中华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的历史背景及其影响》（1984年）、《周亮西毁家纾难参加抗日战争事迹》（1984年）、《抗战前博山小学教育杂谈》（1987年）、《回忆辛亥革命博山县立第一高等小学》（1987年）等史志文章。先生工诗词，偶作诗词聊以自娱。
　　王克常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教育事业，学识渊博，人格高尚。他淡泊名利，心胸坦荡；坚毅乐观，刚直不阿。虽经历艰辛坎坷，“文革”中屡遭迫害，但他从容应对，无怨无悔，在几十年的教育岗位上始终以一位忠于职守的人民教师为荣，竭尽全力认真教学，热心培养下一代，甘为教育事业默默的奉献一生。如他诗词所云：春蚕到死不知老，大好时光瞬即了。万水千山总是路，天涯何处无芳草。

作者简介

王济世，中共党员，1963年毕业于我校初17级。曾任博山区委党史委主任、博山区档案局局长。参与主编了《中共博山党史大事记》等史书。发表文学作品数十篇。荣获淄博市党史、档案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被省人事厅、省志编委荣记三等功。

刘聿鑫，男，中共党员，教授。1952年毕业于我校初3级，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系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